新京报记者 吴瑜 视频吴瑜 兰丹青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陈荻雁

最初，人们发现女外卖员王晚的餐箱里有本书，《活着》。于是，他们想象的故事是——体力劳动之外保有精神追求。

事实上，书不常带，“一来没时间看，二来老被雨淋烂。”

餐箱里更常见的，是打气筒和止泻药。对于王晚和中国超一千万骑手来说，送餐途中爆胎，打上气能吭哧撑到目的地；骑手三餐不定时，肚子闹脾气，止泻药下肚，就能“忍者无敌”。

类似的细节，王晚挨个写进《跑外卖——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这本书里。有人称她为“国内首位出版非虚构作品的外卖女骑手”；但因为过于详细，这本书也被一些人称为“流水账”，意思是“文学价值不高”。

王晚觉得，那些形而上的概念和文学教条，不能概括送单途中具体而琐碎的障碍。她形容自己是“喊”出这些共有的疑问：超时和超速提醒同时响起，先顾哪个？差评背后，外卖员的道德困境如何消解？还有，“好外卖员的标准是什么？赚得多，但不守交规还有差评，他能算好外卖员吗？守规矩，但没赚到钱呢？”

骑手的利益被讨论过很多轮，但他们始终是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她宁愿絮絮叨叨，讲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

▲ 王晚在送晚高峰的外卖。兰丹青 摄

“外卖村”

踢掉鞋子，雨水浸湿的袜子搭在书桌横档，结束一天骑行的王晚写道：

“披萨太慢，现炒的也烦人，等餐的时候，其他订单会超时；蛋糕不好放，也不能骑快，影响我的速度；最恶心就是别墅了，不让进电动车，路绕来绕去，相当于你走的距离会很远……”

白天被耽搁的订单，和屋外雨点一样，滴滴答答落在纸上。她形容写作就像洗衣服一样自然而然——衣服脏了要洗掉，白天骑行脑子里装满了，晚上就付诸笔端。

这是位于北京五环外城中村的一居室。入口处鞋架上摆着七八双鞋，常年磨损后，底薄薄的，鞋面变成大差不差的灰色；室内两张书桌，一张挨着灶台、另一张靠床，都堆着稿纸和书本。收工的深夜，她利落地准备晚饭：青菜按在锅底烫软，主食是三秒就熟的面线。灶台边的书桌上，她边吃边写。

城中村叫于辛庄，店挨店、楼挨楼，连电线杆都手拉手并排杵着，小巷道在其间摸索延伸。因为离商圈不远，租金低，这里“遍地都是外卖员”。

王晚管它叫“外卖村”。每天清晨，楼下鸡和狗来回叫唤，“让人恍惚间以为还在老家”，接着，五颜六色的骑手，从各个不起眼的楼道里冒出来，百来辆电动车从满是碎石的村道上呼啸而过，蹦蹦跶跶驶往商圈和写字楼。

▲ 王晚在居住的“外卖村” 于辛庄溜达。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

“外卖村”里，人和物都是流动的——送外卖门槛低、投入少，是任何人都能轻易开始、随意放弃的工作。于是，冒尖的垃圾堆上，常有离职骑手丢弃的餐箱、头盔，很快又被新入职的骑手捡起；这里的房子永远在招租，也永远有人在租房，“村里就没见过熟面孔。”

这样的流动性和临时性，“常给人众生平等的感觉。”时间拉长一些，王晚的生活也如此——19岁来北京，十五年里做了十七份工作，服务员、保洁、家政，在相似的城中村周转腾挪，在体力行业兜兜转转，收工后读书、写作。直到，她决定写写自己和手头的工作。

放下笔是深夜，窗外雨还在下着。躺在床上，她惯性一样点进外卖系统后台，当日的北京骑手接单量排行榜显示，前十的骑手已跑了百来单。数据还在更新，“他们还跑着呢。”她像个逃课的学生，心里不安生。要不是写书，以往下雨天她也冲得狠，“天气越恶劣，单价越高，塑料袋套头，一晚够好几天的。”冬天也是，“一边担心变冷，一边巴不得多冷一段时间。”

▲ 王晚夜晚写作中。兰丹青 摄

她把这种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矛盾心理记录下来，也正是这段表达打动了编辑。

“看到初稿，就觉得这本书是一定要做的。”编辑胡晓镜说，跑外卖不算新鲜话题，当它是你的生存需求，才能有书里具体细腻的感知，这是田野调查无法抵达的。“骑手在哪儿吃饭，上厕所，如何和形形色色的顾客打交道，我从来没想过。”与此同时，“十几年的写作训练，让王晚能把这些感受有力地表达出来，没腔调，只把事撂这儿。”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书的出版。

定稿前，编辑部把书名从《送外卖》，改为《跑外卖》，大家一致认为，“这本书是跑出来的。”

▲王晚在“超级合生汇”商场跑步取餐。兰丹青 摄

像“超级玛丽”一样撞下金币

跑外卖，王晚说这是一场“大型限时游戏”，自己是游戏里面的超级玛丽，“每丢下一单，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个金币。”她一路“升级打怪”，从“新人骑手”变成“熟练工”。

清晨9点，从于辛庄出发，骑行6公里，王晚到达超级合生汇。这个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商场是附近骑手的据点，商场顶部直径100米的“亚洲第一大商业穹顶”下，400多个店家按两圈分布，每天她在各个门店打圈取餐，“像拖着哑铃跑操。”一天12个小时，40来单、300多公里，至少爬30多层楼梯，中间去换电站换4次三四十斤的电瓶，“没有体力根本坚持不下来。”

体力最大化的情况下，时间靠脑力争取。

“每分每秒，我的脑子都在计算取餐时间、路线、出餐时间，给每个订单与留出等红绿灯及其他突发状况的时间，根据我的步幅计算进出小区和爬楼梯的时间。中间误判了一点点，可能就会超时。一个赚钱的外卖员需要计算，不是傻跑就行。”

骑行过程中，最直接的障碍是不完备的基础设施。过街天桥台阶两侧的坡道陡而窄，宽度不到30厘米，没有防滑设置，但这里是外卖平台规划路线中的必经路，“好几次我都连人带车滚下去，得亏中间有个缓冲平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▲跑单途中，王晚的电动车卡在台阶和坡道中间。兰丹青 摄

路边公厕也不充足，王晚回忆一年中只上过三四次，其余要么在商场厕所排队，要么在小树林解决。一天晚上，在别墅区的小树林中，她被保安当成小偷，被要求翻兜自证清白。而同为骑手的大哥选择少喝水，赶上闹肚子，就停在路边灌止泻药。

还有一些阻碍与性别有关。高峰期抢单的窗口期只有两秒钟，常常抢完后点开餐品详情，她才意识到自己搬不动，这时候再把订单取消或转出去，“扣的钱可能比配送费还高。”有一次她接到两桶10L矿泉水的订单，“只能硬着头皮上。”分几次来回倒腾上三楼后，“下楼时腿和手都在发抖。”

她提议，“算法或许可以照顾性别差异，给女外卖员以重物提醒的弹窗，我们就不至于错抢订单。”

▲夜晚送单途中，王晚穿越一片没有路灯的树林。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

“会不会太枯燥。”写到这里，她一度担心可读性，可是，“旁人总是评判外卖员的种种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临其境过，他们看不到的，我得写给他们看。”

“干脆把自己全部敞开。”

于是跑单技能之外，她记录更隐秘的情绪变化。跑单初期，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情况下，出餐慢的商家、进不去的小区、填错的送单地址、联系不上的顾客，都会让她控制不住地“大喊大叫”，直到收到差评、被扣钱减分，她意识到，“这些是钱换来的。”

“不敢发脾气，也不舍得发脾气，一般先在楼下炸完，再换个表情上去送餐，像被打磨成没有棱角的鹅卵石。”

从新手到熟练工的另一个明显转折，来自道德和规则层面的“麻木”。一些学术论文称之为“异化”。用王晚的话说，“当与你的直接利益相冲突，就会下意识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。”

她历述自己撒谎的经历。为了不被扣钱，餐品撒漏了，她和平台撒谎，说是商家没包装好；磕坏了镜子，把责任推给顾客；遇到难送且有超时风险的单子，告诉顾客餐撒了，赔一笔钱，再自己吃掉，圈里黑话叫“加餐”。

回程路上，愧疚感袭来，无处消解，凡是摔倒或爆胎，都当作“因果报应”。可是，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还是做了同样的选择。“到底是你本身贪心，还是这个平台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？”她自我责问。

这一部分内容的标题是《平衡》，后来的采访中，王晚说其实很难平衡，违规常常在不经意间发生，“单价我不能控制，唯一能掌控的就是时间和单量，一旦手里接了超过四单，就心慌到顾不上别的，闯红灯、逆行、超速可能就发生了。” 省下的时间以秒为单位，她拉开衣柜，“裤子都是松紧带裤腰，上完厕所，拽一下就能上来。”

▲午高峰后，下午三点，在商场休息区，王晚和其他骑手边吃饭边抢单。兰丹青 摄

大多数时候，“顾客和骑手之间的体谅是相互的。”王晚也常常感受到潜在的善意。一些腿脚不方便的人会提出一些额外需求，让帮忙捎东西，她送进屋里，不忍心收钱，有时还顺便带走门口的垃圾，而事后，她也总能收到一笔打赏，“还特别备注谢谢。”

最后，到了升级打怪的结算阶段，损耗和收获往往是相伴而生。

“心理和身体都变得麻木。”王晚的小拇指因为长期拉刹车，没办法自如弯曲；骑行磕碰的小腿青一块紫一块，“常年都是黑的。”

与此同时，在跑外卖的第二个月，她的收入达到六千，半年后稳定在一万二。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报告显示，外卖员中收入能过万的仅占2.15%。

外卖平台后台显示，整个2024年，她一共送出6782个订单，跑了40430公里，相当于围地球赤道骑了一圈。她的骑手等级从“新人骑手”升级为“最强英雄2”。

年末，王晚收到平台发来的通知，“不得不说，你真的超棒。”

▲王晚在医院包扎伤口。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

“打不过也要喊出来”

关于跑外卖前的故事，王晚说，“大部分女骑手都有类似的人生轨迹。”目前全国约1400万外卖骑手中，女性占比达24.3% ，也就是说大约每4个骑手中就有1位是女性。

1991年，王晚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观城镇，从小就是个犟小孩。镇里有一座北京庙，老一辈说站在庙上就能望到北京城，她一遍一遍地爬到城墙上验证，看到的却永远是一片望不到边际、“比平原还平原”的土地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每到年末，村口大巴的鸣笛声此起彼伏。男人们用被褥包着锅碗瓢盆离开，去大城市务工；女人们一辈子留守，在一个村庄长大，再嫁到附近的村庄成为妻子、母亲、婆婆，灶台前烟熏火燎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负责全家老小的饥饱。

她记得边顾农活边顾家务的母亲抹眼泪，说过得不自在，但“动弹不得”。无处倾诉的母亲后来请了一尊菩萨回家，渐渐地，和菩萨说的话比和家里人还多。

王晚说，她不轻视这样的生活，但想活成别的样子。

“只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”中考时，两个哥哥结婚上学正要钱，家里要她上技校，“考不上大学，读高中就是浪费钱。”她不肯，跑出去挣学费。大夏天的棉花地里，她帮别人给棉花授粉，每天14个小时，两个月挣够600块钱。高考前三个月，她带着复习资料在北京的印刷厂叠纸盒时，母亲注销了她的学籍，“保留学籍要交200元钱。”从此没有其他路了，她一下子意识到，“要一辈子干体力活。”

那时她19岁，之后的15年她在北京打工，每年回老家待半个月。村里宅基地分男不分女，两个哥哥和父亲名下各有一套房子，她随机睡在剩余的床铺上，枕头用棉裤卷，“老家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。”

▲王晚19岁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。

“结婚了我就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家。”2020年，通过家里介绍，她认识了一个工作体面、有房有车的男人，人不坏，两个月后两人结婚。婚后，她才发现丈夫婚前欠了很多网贷，搭上自己的积蓄，她计划和丈夫用五年还完。

这种情况下，丈夫提议要个孩子，但她坚持先还债，“我要为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负责，每一个生命都要好好生长。”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，两年后，她净身出户。

这些都是书里没写的故事，“不想被理解成苦难叙事。”她强调，婚姻里她从未让自己显得弱势。采访当天，在客厅的角落，她从杂物箱里翻出辣椒喷雾，捂起鼻子冲空中喷，“是不是？能给他呛到不行。” 她总结双方力量悬殊的原因：“退出婚姻，他是更绝望的那个人，绝望和弱小的人才更张牙舞爪。”

离婚那年王晚三十一岁，花800元买辆二手电动车，开始跑外卖。

“那么个小个子，跑得比男人凶，车轮冒烟。”同为骑手的大哥说，自己几次途中出车祸，也是王晚连夜赶过去摆平。自认倒霉的他要自付医药费，王晚折腾着一定要找平台付钱，“每天两块五的意外保险费不能白交，打不过也要喊出来。”

打不过也要喊出来——这也是王晚对自己生存态度的总结，“我从小就是个刺头，婚姻、工作、写作，不会因为害怕没用就不做。去把冰层稍微撬一撬，也许会掉下来一些东西。”

诚实地说，大部分抗争，结果并不如愿。即便如此，她试图最大程度保留自我。跑外卖半年后，她在城中村租下一间宽敞的一居室，月租2500元，有客厅、独卫、卧室，“算得上精神上的家。”在这里，她挣钱、读书、写作，过一单一单、一字一句的生活。日子不一定更轻松，甚至还要辛苦些，她想得明白，“人无论怎么活都是辛苦的，不如选自己中意的方式。”

▲夜晚收工后，王晚边吃饭边写作。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

只是，劳损也很公平地烙刻在身上。

每一年，一大半挣来的钱都用来吃药看病，“挣得多就生病多，好像一个闭环。”前几天，她和骑手撞倒摔在地上，伤到手指，手术台上还没开始包扎，她问多久能拆线，“这是我捏刹车的手指，耽误我骑车。”

身体被当成了骑手装备的一部分，“骨折之外，都是正常损耗。”

连推拿的师傅都记得，干保洁的时候是膝盖疼，跑外卖后腰不好。“我的身体跟着我挺遭罪的，换个人应该好点。”躺在推拿的床上，王晚调侃自己。

她越来越不爱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变了样，“也不能全怪外卖，身体和精气神，是在十几年的漂泊中，一点点被损耗的。”还好，疲惫和强悍会势均力敌地刻在眼角，疼起来笑起来，眼尾都拧成一个疙瘩，像一朵越干枯越张开的松果。

▲王晚做笔记，写字手的小拇指在骑行中受伤。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

文学的前缀

书发布后的第二个月，电影版权中介觉得是不错的电影改编题材，和王晚约在咖啡厅见面。关于故事的内核，王晚很肯定：不是劳动者追梦文学成真，不是中产跌落，也没有逆袭反转，“老老实实讲一个骑手的故事，这才是我的故事。”

写作不是突然的爱好。王晚身边有一群和她一样边打工边写作的人，她常常散步的温榆河，下游就是因打工文学而闻名的皮村。只是其中绝大多数“待在文学圈的角落里”，个人公众号是唯一的发表平台。王晚的微信公众号一度取名为《王晚不晚》，“等一个晚来的机会。”

这个公众号显示，在2015年11月16日，她第一次发布小说，接着大约每月更一次，更新时间基本都在早晨或深夜，那是工作之外的时间。持续更新的十年间，阅读量最低30，最多634。写《跑外卖》前，她的电脑存了一百多万字，包括十部长篇、几十个短篇，都没有正式出版过。

直到圈里好友马晓康提醒她，“不要光写小说，不容易被看到，写写跑外卖的事。”

“从认识她开始，她就过得火燎屁股，她的文字是生存状态的反射。”十年前，马晓康和王晚在北京打工文学圈里认识，他说，圈子有人写着写着不再愿意打工，“沉浸在文学里。”而王晚干得越猛，写得越多。

两人每星期约在小餐馆见一次，“只聊最近写了什么。”有时候，王晚提前发来消息，白天跑累了，让他找个近点的地儿。接着，城中村深处24小时营业的饭馆里，王晚“耷拉的眼睛整夜放光”，讲新写的故事。

马晓康至今记得《老杨找棺材》的故事，“农村老头老杨得了绝症，没钱治病也没钱打棺材，为了面子，他天天在河边溜达找棺材，逢人便说棺材被河水冲走，他想体面地死掉，假装有棺材。”马晓康说，“这是王晚老家的故事，她一直贴着生活写。”

《跑外卖》这本书签出版合同当天，王晚给他发来语音，“我终于翻身了，兄弟。”他懂“翻身”的意思——这个社会终于给了她回应。

书出版后的半年里，王晚被邀请去全国各地，参加数十场活动和节目录制，遇到更多在菜市场、厨房、田埂、出租车里写作的各类文学爱好者。“天赋、才能、努力、人格、话题性，可能都沾点。”关于走红的原因，王晚琢磨，有机遇的成分，最不济是人文关怀。

最初，主持人称他们为 “素人写作者”，最近变为 “新大众文艺写作者”。这是一个新词，书出版半年后的2026年全国两会上，“新大众文艺”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大意指“由普通民众创作的扎根现实生活的文艺形态”。

像是隔着时空的呼应，往前追溯，早在1927年，王晚喜欢的鲁迅就预想过“平民文学”的出现：“有人以工人农民为材料，做小说做诗，不是平民文学，因为写作者是读书人，要平民自己开口。”当时对“平民文学”作用的总结是，不是慈悲的艺术，要给平民以外的人看，以改善他们的境况。

王晚也是这么做的。2025年9月的一个下午，在北京朗园单向书店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，观众席第一排，一位自称外卖平台股东的观众举手：“这本书里提到，外卖员的电动车开到50公里每小时还嫌慢，那要怎么看待新国标的限速规定？”发布会几天前，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正式实施，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。

台上静了两秒，那天台上有编辑、作家、记者，王晚知道没有人能代替她回答这个问题，“因为他们不是外卖员。”她拿过话筒：“那要看平台有没有把配送时间相应拉长，拉长的话，限速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，配送时间是更紧的，配送费用是更低的。”

▲新书发布会上，王晚回答观众的提问。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

随着走红，人们还开始更感兴趣跑外卖之外的事。

他们惊讶地发现，王晚的豆瓣上标记看过1000本书和1400部电影。有摄制组找到她中学语文老师，要搞清楚一个体力劳动者文学启蒙的渊源。也是同一场新书发布会上，另一个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就是，“你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吞噬掉你，你是怎么能够写的？”

当时王晚的回答是：“我不觉得体力劳动和文学是有反差的事，文学就是文学，为什么划分成打工文学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，在我们的文字里，生存从来是更永恒的母题。”

从工厂时代到零工时代，王晚看到圈子里陆续走出农民作家、矿工作家、工人作家、快递作家、家政作家……这些文学的前缀连起来，是一个群体的生存史，她形容是来回蹦跶的跳蚤，田地没了，进工地，工厂转移了，打零工。自己、大哥、堂兄，“在体力行业兜兜转转，最后都成为骑手。”要不是被写进文字，很难意识到有一群沉默而庞大的群体以旺盛的生命力，始终支撑社会的运转。

“我的书里没有控诉和苦情，毕竟外卖行业接纳了很多走投无路的人，我想记录我们的处境，被看见是第一步，这个行业能更好。”她分享最喜欢的一条书评，大意是：下雨天点的单超时了，这个读者发消息给骑手说不要着急，直到收到食物发现被雨水泡过，她没有生气，反而发过去一个红包——因为书里解释过，食物被泡，大概率是雨天走了地下通道，无法避免的，水也会漫过骑手膝盖。

▲《跑外卖》稿纸的中间页面，王晚练了两页签名，“万一火了呢。” 兰丹青 摄

宣传新书的间隙，王晚买了新运动鞋，给电动车装了新后视镜。她说，热闹会散去，命运的齿轮大概率不会转动，还得跑外卖。“写作带不来钱，之后写骑手标签以外的小说，不一定还卖得好。”屁股落到车座上，“跑一单就有一单钱到账，才让人踏实。”至少目前来说，握着车把手，才握着命运。

如果说生活有什么变动，一个后续是，王晚说，这几天她娘打来电话，说给她买了一张床，“这样以后她回去就有自己的床了。”

写书宣传的这些日子里，发生了很多事。2025年12月，外卖行业新国标发布，再前些日子，她收到平台发来的通知，所有骑手跑单时长达到8小时会收到休息提示，达到12小时则会被强制下线。总之，很难赚到之前那么多钱了。

村里多了很多新面孔——很多女性骑手，开心之余，她开始担忧，人越来越多，单子不够分怎么办？

不过，“春天到了，单子应该会多起来吧。”读书和写作当然会继续，谈不上精神追求，更关乎生存态度，“人总是要保持思考的。”

值班编辑 古丽